文丨政能亮特約評論員 戴禮

“泱泱中華，歷史悠久，文明博大。中華民族在幾千年歷史中創造和延續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闡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根與魂，是最深厚的國家文化軟實力。

近年來，從深入實施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到中辦、國辦《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推動延續中華文脈、傳承文化基因，再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十四五”重點項目規劃》繪就傳承發展工作藍圖……堅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文脈傳承弦歌不輟，進入了全面實施、推進階段。

2022年8月7日，由鳳凰網主辦的“致敬國學：第五屆華人國學大典”，在中國道教圣地、世界文化遺產武當山舉辦首場高峰論壇，主題為“論道武當：傳統文化與健康生活”，聚焦于中華傳統養生智慧在當代的生活化與市場化。華人國學大典的宗旨是：致敬國學，繼承創新，文明互鑒，重建斯文。國學大典的舊主張與新問題，為什么依然充滿張力且近在眉睫？

兩創：為什么要“活起來”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新”是一個重要的哲學命題，也是中華文明不斷演進的心理動因。早在商湯時代，就有“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盤銘。國學典籍《易傳·系辭上》也從天人合一的哲學角度提出：“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周易》第四十九卦“革卦”，“革”的意思是“去故”，第五十卦“鼎卦”，“鼎”的意思是“取新”。成語“革故鼎新”由此而來。

近年來，文化日漸昌明，國學也再度升溫。而實現國學于當代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也是題中應有之義。

時下談國學，顯然不能局限于儒學和儒家，而應該以更寬廣的視野看待儒家與不同流派之間的關聯以及各自的理論意義。中國人口眾多，地域廣袤，歷史悠久，對國學的進一步研究，不僅應從時間維度上審視不同時代的“時差”，還應從空間維度上，審視不同區域的“域差”與互動，這樣方能觸摸國學完整而客觀的圖景。

當前，多學科交叉和跨學科的融合正在成為推動學術研究的重要路徑與方法。而國學天生就是交叉學科。國學知識的生產，理應是集成式創新，整合相關學科的材料、數據、理論、方法，并優化學術傳統延續與創新的機制。時下的國學專業人才，有必要熔古鑄今，以跨學科視閾合理有序地構建自己的知識體系。舉例來說，若要透徹研究秦的“書同文”政策，就需探賾索隱，鉤沉爬梳，綜合文獻學、漢字學、漢字信息學、中國古代史等多學科知識。

如果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那么，“一切國學也都是當代學”。國學既要薪火相傳、代代守護，也要與時偕行、關照當下。可喜的是，中國人的不少思維方式，有適應現代乃至后現代社會之處。這些中國思維的特色仍然有再詮釋的價值，以資連接當下乃至后世的生活。

舉例來說，“人禽之辨”（旨在強調人有善性而禽獸沒有）是國學的一個重要內容。以古人“人禽之辨”的方式，也可體悟近年來的“人機之辨”。就能力或技能而言, 人工智能（即人造的智能，也就是機器具有的智能），在很多方面要比人強太多了。人們有理由相信，汲取古人的智識，人類與人工智能機器的和諧合作，進行鑿空的創新，將大大增強人類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為人類帶來巨大的進步和幸福。

互鑒：“合攏來”的基本原則

“和羹之美，在于合異。”人類文明的花園之所以百花齊放，正是由于對不同文明多樣性的體認與尊重。堅持交流互鑒，是建設一個開放包容的世界的必由之路。

在古代，無論是遣隋遣唐使大批來華，還是法顯、玄奘西行取經，都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鑒的生動事例。

交流互鑒，顯然是雙向的。交流的前提，須摒棄抱殘守缺、自負自滿、“唯我獨尊”“只此一家，別無分店”的自我封閉心態；交流的過程，是尋求共通之處，取長補短，采擷異域思想文化的長處、優點和精華；交流的結果，是多種文明互相交融、共同發展，以形成全球多元文明高度繁榮的新局面。

在本屆“致敬國學：第五屆華人國學大典”上，文明互鑒一詞，引發與會人士的熱議，正是基于對文明交流互鑒規律的把握，對當今世界共同面臨的文明發展問題的思考。

文化因差異求理解，因交流尋突破，因互鑒謀發展。國學要持盈保泰，在觀念層面，能體認多元文明共生共存；在組織層面，仍能保持其主體性乃至增強社會文化主體性；在事物層面，須能互通有無，結合自身的“武功秘笈”并糅合他者的“運動體系”，從而編創出新的“絕招”。

“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學之徒。即學焉，而未嘗知學者也。”112年前，王國維在《國學叢刊序》的這句話，迄今仍熠熠生輝。未來，可加強比較研究，為人類歷史找出一些重要的研究課題。

試舉一例：提起文官，很多人首先會想到以英國為代表的“通才”（Generalists）結構和以美國為典型的“專才”（Specialists）結構。實際上，這些理論與實踐發軔于中國先秦時代。彼時，中國文官制度的雛形漸顯。而英國是西方最早接觸古代中國的科舉制度的國家之一，也是受科舉制度影響最深的國家之一。

中國的文化與歐美的文化完全可以有機地熔鑄為一體，其中既無主從之分，也不必有內外之隔。從時間的維度看，一件史實或事實的前因在此，后果在彼。嘗試踐行太史公“天人之際”與“古今之變”的工作，顯然不能將文明約束在一個民族與一種文化的框架內。

重塑：“走出去”的底氣何在

安頓身心性命、兼濟家國天下的中華大智慧，不僅是中國人民的寶貴遺產，也是全人類的精神財富。而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走出去，并進入國外的主流社會，須注重實效。

100多年前，有一位學貫中西的人，苦心孤詣地向西方人翻譯《論語》《大學》和《中庸》這三部儒家經典。此人就是辜鴻銘。因為受眾是歐美人，他在文中采用中西類比的形式。辜鴻銘說，周公相當于《圣經·舊約》當中的摩西，堯、舜相當于亞伯拉罕和以撒，齊桓公相當于德國的威廉一世，管仲相當于威廉一世的“鐵血宰相”俾斯麥。如此一來，講的人汪洋恣肆，讀的人非常享受。備受稱道的是，《論語》英譯本的副標題，是“引用歌德和其他西方作家的話注釋的一種新的特別翻譯”（A NEW SPECIAL TRANSLATION，ILLUSTRATED WITH QUOTATIONS FROM GOETHE AND OTHER WRITERS）。

值得一提的是，辜鴻銘以英文發表的《中國學》，在當年堪稱一篇國學宣言。他的著述《中國札記》《中國的牛津運動》《春秋大義》（即《中國人的精神》）等，也在西方引起轟動。

“西方現在雖十分發達，然而已趨于末路，積重難返，不能挽救。諸君當知中國的前途絕不悲觀，中國固有之基礎，最合世界新潮。大海對岸那邊有幾萬萬人，愁著物質文明的破產，哀哀欲絕地喊救命，等著我們來超拔他們。”這番話，現在讀來或許有“隔世之感”，但不能否認辜氏力圖超越中西方在彼此認知方面的時代局限，尋求在更高階的文化及文明批判層面推動人類文明演進的努力。

在彼時中國積貧積弱的大背景下，辜氏孜孜矻矻鼓吹中國傳統文明、極力“花式碾壓”西方現代文明，不少西方賢達競相引述他的話并贊不絕口，也是一道奇觀。

100多年后，總結和復盤辜氏的“傳播要訣”，仍有必要：1、熟稔中外語言及文化，對其差異及各自優劣諳熟于心；2、“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把握國外不同受眾的習慣和特點，巧妙運用多種多樣的“花式”翻譯策略，力求在思想上忠實原文、形式上靈活變通；3、把“曉之以理”和“動之以情”結合起來；4、把“自己講”和“他人講”結合起來，使中國文化的道理與故事為國際社會所認同。

辜氏關于中西文明差異的經典論述，迄今尚無人能出其右。可有選擇地效法辜鴻銘自不待言，還應實現從“官方主導”到“官民同臺”的主體轉型，巧妙利用新媒體，用互動式的、具體細節的、生活化的、真情實感的、淺顯易懂的傳播方式代替單次的、事件儀式的、抽象宏大的、臉譜化的、佶屈聱牙的敘述模式，從而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飛入外國百姓家”，讓國外受眾了解中國人的操守、美感和志趣。

“人類最偉大的文明與最高雅的文化終于匯集在了我們大陸的兩端，即歐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Tschina（當時‘中國’的讀音）猶如‘東方之歐洲’。這是命運之神獨一無二的決定，其目的就是當這兩個文明程度最高和相隔最遠的民族攜起手來的時候，也會把它們兩者之間的所有民族都帶入一種更為合乎理性的生活。”1697年，德國“百科全書式”學者萊布尼茨在《中國近事》一書中這樣寫道。“華粉”萊布尼茨還發現，自己創造的二進制算術與中國《易經》中六十四卦圖存在一一對應關系。

由此顯見，東西方文化并非鑿枘不入，而是可以穿越時空，心有靈犀般聯結在一起。我者與他者，與其說是對立的，莫若說是融合的。古代人和現代人、中國人和西方人，其心理思維狀況，在很多情境下均是“心有靈犀一點通”，正所謂“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語出錢鍾書《談藝錄》）。（作者戴禮系政邦智庫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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